首先，从内部关系来看，用人单位通过劳动契约的缔结，将各个劳动者纳为自己的一分子，劳动者在自己的岗位各司其职，分工合作。
[19]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19页。（2）劳动权是社会权劳动权是生存权类型的社会权，同时又是发展权。
这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模式被称为离土不离乡。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抽样调查，还有10%的农民工人均被拖欠工资7个月。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的序幕率先从农村拉开。对此，有学者认为，宪法的规定说明劳动既是法律权利又是法律义务，两者是统一的。因此，在很长时间内成为我国劳动法学界的标准定义。
非正式市场福利低、待遇差、劳动条件恶劣。集体交涉权为劳动者集体争取到比国家劳动基准更优越的劳动条件和待遇。资产阶级没有从节省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的角度出发，废除封建制国家所实行的由检察官提起公诉的制度，将起诉权力移交警察，而是无一例外地继承了检察官公诉的制度，并予以发展与完善。
故建议对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由现行的同级党委管理为主改为上级检察院党组管理为主，经费由同级财政管理逐步改为中央财政管理为主。这种监督要求这些被监督机关和组织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符合宪法和法律，公职人员和公民都准确统一地执行遵守法律。否则，除追究上级指令人的责任外，还要追究下级执行人员的责任。为此，一要给上命下从设置底限。
[10]参见刘兆兴：《两大法系国家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责比较》，《外国法译评》1995年第3期。上级检察院原则上不得干预下级检察院根据法定管辖范围行使职权，只有当该下级检察院行使职权不利于或难以依法客观公正办案时，上级检察院始得行使职务收取、转移的权力，以防止上级检察院不适当地于预、插手下级检察院的业务。
检察的内涵说明，苏东等国及我国将检察机关确定为法律监督机关，这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从监督这一检察内在的固有的属性发展而来的。法国、日本的检察官、警察同为侦查机关，但法国的检察官如果亲临现场，司法警察立即卸其职责，而由检察官本人继续侦查。有观点将检察机关定位于公诉机关或追诉机关。因此，我国检察主体角色的提升，使检察机关更加超脱，并更有利于保障不同社会主体的合法权益。
[33]因此，改革的出路是取消中国的检察体制、取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又是监督者，既监督侦查，以确保侦查活动之合法性，[26]又监督审判，通过更正庭审中的违法行为和抗诉确有错误的裁判，以确保审判的合法和准确。在抗诉权的行使上，比较重视对有罪判无罪、量刑畸轻案件的抗诉，而对无罪判有罪、量刑畸重案件的抗诉重视不够。在刑事审判环节，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一般负责监督法院审判，包括监督程序是否合法和监督裁判是否正确，对庭审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的需立即提出更正，对裁判确有错误的，无论裁判是否生效和是否有利于被告人，都可提出抗诉。
这些都有可能导致工作中出现片面性。……9、在监督司法职能进行时，依据宪法和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可向宪法法院提出上诉。
[35]同时，要遵循民事、行政诉讼规律和机理，尊重案件当事人意愿，对一审判决后当事人放弃上诉权利、没有提出上诉的案件，检察机关一般不予受理和实施监督，以维护法院裁判的既判力。如果检察官只记得自己是法律监督者，忘记了自己同时又是与被告方平等对抗的控诉方，就有可能影响控辩平等。
[14]总之，在警察与法官之间插人检察官这个楔子，就是为了让检察官充当法律守护神，对法官审判权和警察侦查权进行双向控制，以避免法官的擅断和警察的态意，保证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如在美国，由联邦检察官提起公诉的案件，其案由表述中美利坚合众国为一方，被告人为另一方，如美利坚合众国诉摩西抢劫案，公开表明案件的国家公诉特征。通过最高人民检察院行使司法解释权，以更好地监督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并对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权实行牵制。[3]明朝皇帝朱元璋说：国家立三大府，中书总政事，都督掌军旅，御史掌纠察，朝廷纲纪尽系于此，而台察之任尤清要。[9]英美法系国家基于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法官造法的传统，对检察机关上诉权的范围、理由一般限制较严，但对审判也有一定的监督职责，如在美国，对犯有可诉罪的被告人宣告无罪释放时，总检察长有权对案件的法律问题提请联邦参议院复议。矛盾的性质是多种多样的，因而解决矛盾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对抗性的矛盾一般通过对抗性的方法去解决，非对抗性的矛盾一般通过非对抗性的方法去解决。
御史的这些职能，与汉语中检察的意思较为接近，因而御史的工作有时称检事、纠察，御史所在的官署有的朝代叫台察、察院、都察院。（6）对公立精神病院的监督。
如果说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义务在大陆法系国家主要是通过检察官客观义务、在英美法系国家主要是通过大法官判词来赋予的话，那么，在中国则是通过宪法、法律关于检察机关性质和检察官职责义务的规定来保障的。笔者认为，法律监督与公诉、法律监督与控辩平等、法律监督与维护审判权威之间总体上是一致的，因为法律监督有利于抑制检察官的片面控诉倾向，从而依据案件事实和法律实事求是地履行公诉职责。
[19]中国检察考察团：《德国的检察制度》，《人民检察》1994年第11期。[27]还有的认为：在控诉与维护被告合法权益之间同样存在矛盾，因而要想检察机关去维护被告合法权益同样是不可能的。
三是直接对某些特殊的案件进行侦查和对侦查机关侦查不足的案件进行补充侦查。正是由于各国检察机关承担的公诉及其他职能具有监督属性，因而有的学者将西方国家的检察机关界定为司法监督机关，[21]还有的学者将大陆法系国家的检察机关界定为诉讼监督机关或法律监督机关。（2）既然公诉同时具有控诉功能和监督功能，而检察机关又是因公诉而产生的，因此，监督是检察机关与生俱来的固有属性。[23]《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5页。
我国检察机关审判监督的职能与之基本相同，所不同的仅是检察长可以列席法院审判委员会，而外国法院则因没有审判委员会，案件直接由合议庭作出判决，因而自然不具有也没有必要具有这一职能。例如，在侦查环节，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负责监督、指挥侦查或直接侦查。
（3）在诉讼角色上，检察官既是一方当事人，需要以原告的名义与被告方进行平等对抗，又非一方当事人，不能象民事原告那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是需要超越一方当事人的立场，秉持客观公正，在追诉犯罪的同时，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我们还要看到，我国检察制度与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的检察制度固然在性质、地位、领导体制等诸多方面存在区别，但就刑事诉讼中的监督职能来说，差别并不太大。
在公诉制度发展过程中，有一个情况值得我们深思：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建立了现代警察制度。具体地说，检察内涵在中国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检察的属性由监督提升为法律监督在外国，检察所具有的监督属性主要是通过检察机关的职能来体现的，称检察机关是诉讼监督机关、司法监督机关等也是学者根据检察机关的职能而作出的概括，除苏东国家之外，法律通常未对检察或检察机关的性质作出明确规定。
[15]前引[7]，宋英辉等文。[19]葡萄牙检察机关的权限有……7、监督司法官的工作。美国另一学者约翰·雅各比在其著作《美国检察官研究》中称：检察官是主持追诉的政府官员。检察职能也叫检察职权，简称检察权，各项检察职权都是检察权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菲利普四世（1285年一1314年）时起，国王的律师和代理人成为专职的国家官员。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虽然废除了沙俄的检察制度，但继承了沙俄检察制度中监督这一合理内核，而且予以发展，将检察机关定位于法律监督机关，还扩充其职能，赋予其一般监督与最高监督的权力，并把检察机关独立于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实行垂直领导。
这些可能出现的矛盾，如能予以正确协调，并正确理解和把握检察的内涵，就会更多地表现为统一性。才能理解为什么承担指控犯罪职责的检察机关还同时能够维护法制的统一正确实施。
[27]参见陈瑞华：《问题与主义之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2）上述可能出现的矛盾可以通过协调、平衡的方法去解决，而不必通过取消一方即取消法律监督的方法去解决。